永恒的怀念
——随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追记
解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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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五集“十年危艰”中有这样深沉的一段：

1974年4月，中国决定派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将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坛。谁能担此重任呢？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邓小平是最佳人选。江青却极力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向邓小平发难。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江青，说她是无理取闹。

在观看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时，当看到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电影资料片时，我的心情分外激动，当时，我在新影北京摄影记者站工作，有一天，刘德源同志（新影总编辑，兼任北京站支部书记）通知我和赵立凡同志赶快去外交部开会。在外交部小会议室里，只坐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随团工作人员。除外交部官员外，还有翻译、医生、警卫，新闻界只有新影和中央电视台两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满面笑容、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我们这次陪同小平同志参加联大会议，任务重大，非同小可，同时也是非常荣幸的事。这次由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点名指派的！”

当我和赵立凡同志开完会回到厂里后，立即投入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时间还不到三天，除办理出国手续外，使我最关心的是同步录音摄影机。根据我和赵立凡拍摄《二十七届联大》影片情况，使用“阿莱”摄影机，外加防音罩，体大笨重，不适合那里的环境。“BL”摄影机最便宜，这种摄影机，是德国“阿莱”公司1973年的新产品。当时，为了拍摄毛主席，经周总理批准，我厂进口三台，其中一台因不熟悉机器性能，在检验时弄坏了。这件事，惊动了中央政治局。于是想把这台摄影机送到国外修理。周总理知道后，指示说，中国这么大，连台机器都修不好，有失国威。于是请了一些专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家教授，共同研究，来修理这台摄影机。经过半年多的修理，仍未修好。

当我走进摄影装备车间，提出要使用“BL”摄影机拍摄小平同志在联大发言时，段文喜和于泽恺同志告诉我：“三台‘BL’摄影机，一台拍摄毛主席，一台拍戏曲片使用，你只能带这台坏的。这台坏的，只差开关没修好。”我说：“没关系，我可把电瓶插头当开关。”段说：“你放心好了，保证在你走前修好。”“我把摄影机直接送到机场。”

1974年4月6日早晨，天空格外晴朗，首都机场上红旗招展，欢送的群众队伍手持花束，举着红旗，早已喜气洋洋地排列在那里。在欢送人群后面，竖立着一幅幅巨型横标，上面写着“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等横幅。

在欢送仪式未开始之前，段文喜同志乘坐一辆上海牌轿车直接开到专机机翼下，从车上搬下一大堆东西，他告诉我说：“你想办法到美国去修吧！”他交给我除“BL”摄影机外，还有一台坏了的16mm摄影机及20倍的变焦距镜头，两个摔坏了的“阿莱”10倍变焦距镜头，要更换镜片和一个坏了的自动变焦距装置器。有的要在法国修理，有的要在美国修理。当我接过这些东西后，顿时感到茫然。厂里连一分外汇都不给，我凭什么去修啊！这时，锣鼓声，口号声已经此起彼伏响起来，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和赵立凡，急急忙忙地把物品搬到机舱里。（当时，凡是政府代表团都享有出入境豁免权，不经海关检验。）

这时，敬爱的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邓小平同志，已经从机场贵宾室里走出来，我厂牟森同志手拿的摄影机已经转动了。

飞机沿着跑道滑行，不到五分钟，就飞上了蓝天，我们便开始了这次富有意义的，令人难以忘却的环球飞行。

在一万多米的高空中，当飞机飞越喜玛拉雅山脉上空，看到终年白雪覆盖的座座山峰时，我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操起摄影机就拍起来，接着，又走进前舱，拍摄小平同志坐在飞机里镜头。小平同志的情绪非常好。他和乔冠华及随机前去华盛顿赴任的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同志，还有外交部的章含之同志，谈笑风生。我满意地拍了几个镜头之后，就在专为小平架设的床铺上坐下来，听取他们的谈话。我听到的最初话题，是谈中国足球。小平同志说：“中国足球能排到世界40位就不错了。”这说明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足球事业的发展。后来我才知道，看足球赛是邓小平一大嗜好。从足球又谈到了巴黎。小平同志说：“我50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常去爬埃菲尔铁塔，遇到天气好时，能看到伦敦。”乔部长接着说：“会前是不可能了，等开完会，可在巴黎多留两天，让您旧地重游。”

小平同志为什么喜欢登高，不正是说明小平同志居高望远，胸怀博大，敢于挑战进击吗？

飞机仅在德黑兰机场降落一次，经过近18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天下午降落在巴黎奥利国际机场。到机场欢迎的除法国外交部，法中友协官员外，还有我国驻法大使曾涛及夫人朱黎青等同志。

一到巴黎，使我最感到难办的事，是怎样把带来的这么多的器材修理问题。在这里就停留一个晚上，能不能得到解决？我心里没数。身上既无美元，又无法郎，怎么办？不容多想，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大使了。

我闯进了驻法使馆会客室。这时，大使夫妇正和小平同志、乔部长谈话。我走到曾大使面前，直截了当的要把在法国修理摄影机和镜头的事对他讲了。他回答很简单：“你去找刘恕同志，让他办。”我走出会客室，便找到了商务参赞刘恕同志。我指着带来的摄影机和镜头，哪些是在巴黎修理，哪些是在里昂修理。刘恕同志说：“可以，但是要把外汇留下。”我说：“没有外汇，人民币也没有。”他说：“没有不行。”我听说不行，转身又回到会客室去找大使。大使说：“老朱，你带他去。”于是我跟着大使夫人、政务参赞朱黎青同志又一次找了刘参赞。朱黎青同志的话，非常干脆利落：“老刘啊，他说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这是大使交办的。”我一听这话，不等刘恕回答，就把在巴黎修理的和在里昂修理的摄影机及镜头分开，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要在什么时候修理好，从纽约回来时带回北京。

翌日，我心中像落下一块石头，乘坐在法航波音747型飞机上愉快地飞行在大西洋的上空。在中国代表团包乘的一等舱里，法国航空小姐对我们招待得十分周到。还有小礼品赠送，至今，我还保存着尚未开封的小瓶白兰地酒，作为随小平同志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永久的纪念。在巴黎为我厂修理那么多机器和镜头，如果不是跟随小平同志工作，是不可能办到的。向机舱外望去，不时可见一架一架的银白色飞机、穿往如梭。经过7个小时的飞行，终于看到了美洲新大陆。

当我们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前来迎接的有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黄华及夫人何理良等同志，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唐明照及联合国官员，美国政府官员。

美国对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非常重视，来前，美国就要来电要邓小平血型。周总理提到这件事时说：“美国人想得多周到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旦发生意外，就可省去化验血型过程，赢得了抢救时间。小平同志抵达纽约后的期间，美国专门派三辆轿车给他用，前后两辆警车，小平坐在中间一辆高级防弹车上。

我和赵立凡同志，一踏上美国国土，就开始忙碌起来。我们手握的摄影机哗哗地响着，当我们拍摄完欢迎场面之后，就被钱嗣杰同志拉上了由他驾驶的汽车。钱嗣杰同志是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副社长兼摄影记者。说起他，不知要怎样感谢他？他为我们在联大拍片，出了大力，把新影的工作，当成是自己的工作。他不仅是我们在联大的直接领导，还是我们的司机。我和小赵在那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依靠他来办的。

老钱开车，把我和小赵，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冯煜平、阎连俊同志，送到纽约西区67街，林肯中心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大楼里。

联大特别会议，将在9日下午开幕。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做准备。最重要的事，是修理“BL”摄影机，还要申请美元购买胶片。我和赵立凡从北京来时，只携带路上使用的几卷胶片，大量的胶片，都要在纽约柯达公司购买。还要去联合国新闻处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记者证。我们把这些事向老钱讲了。他听了后，当即决定：“明日上午去长岛阿莱分公司修理‘BL’摄影机，下午去买胶片，办登记手续领记者证，后天上午去办。你们今晚好好休息一下，支票，我来办。”

8日上午，老钱开车带领我们来到长岛“阿莱”分公司。当我们走进大门乘电梯来到会客室时，从里屋走出一位先生，不等我们说话，他就先开口了：“对不起总工程师不在。请你们把摄影机放在这里好了。”我觉得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是来修理机器的？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公司到处都装有闭路电视，当我们一走进公司大门时，早已看清我们手提何物？是来干什么来了。那位先生，问清我们电话号码，开了一份收货单交给我们说：“请你们当我们的电话通知。”

在回纽约的路上，老钱问我怎么办？我说：“只好租赁摄影机了。”于是，老钱把车开到纽约一家专门租赁摄影机商店。我指着摆在柜架上的“BL”摄影机问商店老板：“租用一天多少钱？”老板回答说：“350美元。”我听了吓了一跳，这价钱，当时，可在纽约买到一台大彩电。老钱在一旁说：“老解，这么贵，我可决定不了，你去请示黄华大使吧。”当日下午，我们把胶片买回后，晚上，我到黄华大使房间，请示此事，黄大使说：“需要嘛，再贵也租。”我高兴极了，急急忙忙去告诉老钱。

9日上午，我和老钱去租用“BL”摄影机，小赵去联大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记者证，连中午饭都没吃上，就赶去拍摄联大特别会议开幕式了。

在开幕式前，小平同志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联大主席莱奥波尔多·贝尼特。

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走进联合国大厦。当小平同志在我国代表团席位上就座时，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却有非凡魅力，引起了全场的轰动，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平同志被打倒是世人瞩目的，这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会议，自然要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他庄重地坐在中国代表团首席位置上，目光炯炯的不时向着观看他的人微微点头示意。然而，那时谁也未曾知道他是一位世纪的伟人。

9日下午，小平同志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小平同志郑重地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忠实朋友。”当小平同志讲完话，回到中国代表席位后，各国代表团团长纷纷走上前来与邓小平同志握手。人数之多，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相比的。当晚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举行招待会。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了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这正是布迈丁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的名义建议召开的，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参加招待会的来宾很多，当小平同志穿过酒会大厅来到紧连大厅的小型会见厅时，前来采访的记者极其拥挤，其中有一个记者的照相机和闪光灯被挤得摔在地上。小平同志和布迈丁主席握手之后，布迈丁主席问小平同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身体好吗？”小平同志回答：“很好！我从北京启程，他还到机场送我。”接着布迈丁问：“你发言了没有？讲了什么问题？”小平同志说：“讲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布说：“有没有第四世界、第五世界？”小平同志诚挚而坚定地说：“归纳三个世界好。”当时，尽管有一些国家不太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历史的检验，三个世界划分，如今早已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就连美国和苏联也接受了。

小平同志精力非常充沛。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接连不断有许多国家代表团的会见和外出拜会一些国家的总统，日程表排得紧紧的，但他毫无倦意，每次都是精神抖擞，面带笑容进行不间断的外事活动。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阿莱”分公司打来的。我心想，可能“BL”已经修好了，怎么也想不到，遭来一大堆的追问，对方气愤地说：“你是怎样把‘BL’弄坏的？是在哪家公司修理的？我们这种摄影机不会坏。我们要去找那家公司算账，要赔偿‘BL’的荣誉。修理时破坏性很大等等。”经过翻译一问一答，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不管对方怎样问，我也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但对方死不罢休，最后，我说：“是我自己修理的。”当对方听到这样的答复，无可奈何地消了气。只好说：“修理费很贵。”我问：“多少钱吗？”对方答：“1100美元”我毫不犹豫地说：“可以，但要送我三个电子管。”当时的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价：1：1.7。我为什么那么爽快地答应对方要的修理费？从北京来前老段告诉我，订购一块电子板换上需要8000美元，要电子管也是他交待的。谈妥后，对方立即告诉我：“你明天来取吧。”第二天老钱带我将“BL”摄影机取回。

这台“BL”摄影机取回后，根本就没用上，我们在纽约的拍摄任务剩下不多了。

4月14日，在纽约五十街瓦尔道夫大饭店65层楼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见和宴请邓小平同志。当钱嗣杰同志带领我们赶到这家饭店，乘坐电梯，被美国官员带到66层楼梯口，只见65—66层楼梯每一阶挤满了电视、摄影及文字记者，足有上百名，把我们前面的每一台阶都挤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见到这般情景，我们几位中国记者都愣住了，老钱问我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说：“挤下去，不然连一个镜头都拍不到。”外国记者身材高大，摄像机都扛在肩上。我们的身材无法和他们相比。我把摄影机抱在胸前，和另外4位中国记者侧着身子从人缝中拼命钻过去，一个一个台阶向下挤下去，挤得外国记者直翻白眼。我满头大汗，终于挤到最前面。这时，从楼梯玻璃门里，看到了小平同志和乔冠华部长从楼道里走过去。过一会儿，楼梯门被打开，记者们“呼啦”一下都往前冲，我们刚跑到会客厅里，被一条绳子拦在绳外，小平同志和基辛格摆好握手姿态，让记者们拍照。然后他们坐下来，至于他们在讲什么，根本顾不上听。我跪在地上，头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机头，我按住摄影机的开关不停地拍，觉得拍够了，才慢慢地从身后的记者群中退出来。此时，从取景框里，只见记者们蜂拥而上。这一个长长的镜头，我觉得拍得非常满意。

小平同志和基辛格的这次会见，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十集“为了和平”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这样一段叙述：“1985年中国宣布裁军百万的时候，邓小平已成为世界风云人物，但11年前，他率中国代表团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西方的政治家们还在猜测，邓小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的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平同志在会议期间会见和拜会了几十个国家代表团，有时是联大，有时要到对方那里去。尤其是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副团长黄华为邓小平团长、乔冠华副团长举行的招待会上，一次会见了九十多个国家的官员。对一位年届70的老人来说，实在太劳累了。然而，他老人家对每一次会见，都表现出一位大国领导人的风度，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语言精练，令对方折服，是富有独特魅力的外交家。

在基辛格会见和宴请小平同志之后，中国代表团在小平同志率领下圆满地完成了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的任务，于4月15日晚，离开纽约，仍然是包乘法航波音—747型飞机一等舱，按来时路线飞向巴黎。

巴黎，对于小平同志来说，一往情深。五十年前他在这里勤工俭学时，当过轧钢工人、制鞋工人，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一起办过《赤光》杂志，从事革命活动。五十年后，他又来到这里，能让他老人家一走而过吗？因此，安排在巴黎停留两天多的时间寻找当年的旧址。在我驻法使馆和法国外交部安排和陪同下，利用一天多的时间去寻找旧址，由于巴黎建设面貌的变化和时间的仓促，有些旧址根本找不到。第二天，我们跟随小平同志游览了凡尔赛宫和埃菲尔铁塔，有的不对外开放的展馆都让小平同志看了。当我们乘坐电梯往上升时，小平同志说：“当年，我是爬上去的，我每次都要爬到顶。”因游览埃菲尔铁塔的游客很多，我们陪同人员，把小平同志围在中间，在电梯停稳时，一位法国人对我讲法语，我根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小平同志对我说：“他请你让开一点，要开门。”小平同志离开法兰西这么多年，法语没忘，实在令人感到惊叹！

在我国驻法使馆里，来时我交给刘恕同志的器材，全部修理好了。当他交还给我时，外交部的同志和中央电视台同志，他们对我说：“老解，你为新影立了一功。”我说：“功，应该记在小平同志身上。”

回到北京不久，邓副总理率领我国代表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影片，在高仲明等同志日夜奋战中很快就编辑出来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请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查（“四人帮”没有参加）。该片在编辑中，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把纽约的高楼大厦镜头的楼顶全部剪掉了，又要把基辛格会见小平同志时外国记者蜂拥而上的热烈场面的镜头拿掉。经过我的坚持用上了一个镜头。在审片的过程中，我就把这种情况对小平同志讲了。坐在邓小平身边的李先念同志插话说：“是不是说你美化了资本主义？”我说：“是的。”这时小平口气坚决地接着说：“美国的高楼大厦是客观存在，我们并不羡慕，住起来并不舒服，而且影响空气的流通。现在法国就限制高层建筑的发展。”先念同志又插话，风趣地说：“美国想要北京的四合院，还没有呢！”小平同志接着说：“美国记者的镜头，表示了对我国代表团的热情和重视。”

当看完整个影片后，小平同志对该片基本上表示满意。他说：“改好后，我明天看。”第二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小平同志和乔冠华两人又看了一遍，小平说：“这样可以了，星期五我还要情政治局同志看一下。”

小平同志看后三次审查该片，他老人家那种极度负责的工作精神和豁达的胸怀与许多真知灼见，使我非常感动和深受教诲，永远都铭刻在心中。